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最近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再次出版，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读。
——编 者
《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求学之时，在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以英文在伦敦出版。马林诺夫斯基在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一个中国人对自己人民的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西方的人类学而言，实际上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种方法。最初的西方人类学是一种对于西方殖民主义所触碰到的异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总是需要借助一种“田野工作”的做法千方百计打破这种隔膜性的芥蒂。或者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观察，或者努力学习掌握当地人的语言，才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思想和价值观念，由此形成对于某种异文化的总体性的认识。这显然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做法，是西方学者为着某种猎奇或者探险所开展的探索性的研究。
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文字，且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而言，那种完全不承认异文化历史和文明存在的做法就必然会遭遇方法论上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费孝通无意之中书写下的《江村经济》，在深谙西方人类学既有传统的马林诺夫斯基眼中就变成是一部带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是真正突破了西方早期人类学在方法论上难于跨越的自我困境。跨越之一是突破了无文字社会或者说原始社会的蛮荒性；其次便是突破了自身不在其中的异文化性，使得人类学家们真正面对一种文化上的熟悉性。而要理解这两点，实际上首先就是要对中国的乡村有所了解，理解了中国乡村，也便是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也便是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
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中国的乡村是有其独特性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通过早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从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那里所学到的社区研究方法，来研究家乡基于传统的采桑养蚕而发展起来的新式机械缫丝业。对当地人而言，费孝通并不是一个站在大门口外的陌生人，他的姐姐费达生已经先他一步来到太湖边上的开弦弓村大力推广从日本学成带回来的新的缫丝技术和生产工艺。农民对于费达生带来的新技术，经历了从怀疑、不信任到信任，乃至最后向往和追求的过程，这是一个实际发生的过程。因此到了1936年，当费孝通从瑶山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做调查时，曾经的陌生感已经不见任何痕迹了，异文化的疏离感也随之不存在了，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当地农民的生活进行详尽的人类学实地调查。
很显然，费孝通是一个幸运者，他在自己“无心插柳”的江村研究中，无意间突破了自己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时间的田野研究中最常遭遇的困扰。而且费孝通在那里捕捉到了作为中国文化整体性的核心要素，诸如家庭观念、农工相补的观念以及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观念，从对开弦弓村这样一个江南小村的研究，一下子具体而微地为真实存在的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小窗，让我们看到窗子里面那种鲜活的文明和文化的存在。
当然，学术意义上的争论并不会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权威论断而终结，关于村落能否代表中国，或者说一个村落的研究能否代表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也许在未来还会继续下去，这也是费孝通和另一位人类学家利奇争论的焦点。但有一点实际上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中国乡村研究作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的实践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对中国问题怀有浓郁兴趣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以中国乡村研究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费孝通是如此，很多后来的一辈又一辈的研究者也是如此。因此乡村，尤其是中国的乡村，宛若一块强力的磁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走进其中，了解那里人的生活，并试图理解这种生活背后更为深刻的意义。
可以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社会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一个典范，它向我们深度展现了江南乡村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一画面的描述显然不是一种情绪性表面化的呈现，而是基于研究者本人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的结构化呈现。从这细密流畅的文字书写之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国乡村的存在，以及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价值。就是在这里，也就是中国的乡村，它既是很多人未来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很多人生命最后的可能归宿。它的存在为人们不确定性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最为基本的保障，人们在种种风险、不确定以及无以安身之后，很可能会从乡村之中找寻到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江村经济》，实际上也是在阅读中国的乡村，而理解了中国的乡村，也便理解了一大半的中国文化，因为这个文化的根和底色都是在那里一步步酝酿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