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家庭泥塑技艺，自清朝道光年间发展到杨栖鹤老人这儿已是第五代了，其作品色彩沉稳华丽，处处精工细雕，惟妙惟肖。但老人已进入耄耋之年，身体状况欠佳，一旦离世，其毕生积累的技艺也将随之而去。2015年5月9日，宁夏非遗保护中心抢救性记录项目组来到老人家中，经过7个月的收集和拍摄，将老人毕生积累的技艺记录保存了下来。就在项目组刚刚完成最后一个镜头拍摄的那一周，老人与世长辞。
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侗族大歌代表性传承人潘萨银花在传习所中教小朋友学唱侗族大歌。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年画艺人尹国全在晾晒年画。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聘请民间师资到校开设“非遗学堂”，丰富中小学生文化生活，促进非遗技艺代代相传。图为学生们在弹唱侗族琵琶歌。
藏族碉楼 张波摄
记者从7月6日召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论坛上获悉，自201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全面启动以来，经过各地非遗保护中心、记录团队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努力，942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记录项目已启动，其中227项已完成，越来越多像杨栖鹤老人这样的高龄传承人的技艺和记忆得到了收集和保存。
1、刻不容缓：我国非遗保护进入读秒时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明古国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目前，我国已经有京剧、中医针灸、活字印刷术、二十四节气等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数位居世界第一。2006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命名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327项，省、市、县三级的非遗更多。这些瑰宝需要我们珍视、保护和传承。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所承载的技艺、经验、文化记忆与教学能力，是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内容与动力来源。然而，由于传承人普遍年事已高，许多非遗项目面临“人在艺在，人亡艺绝”的危机。
据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国家公布了五批共3068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已经有超过400位离开了我们。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抢救性记录工作验收专家委员会主任张庆善所说，一位传承人的逝去，可能就意味着从这世上带走了一项绝艺和民俗活动，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我国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之初，就确立了三大非遗保护方法，即生产性保护、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明确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抢救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对传承人技艺与记忆开展抢救性记录与保存，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2015年，在原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统筹部署下，以高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工作对象，以资料收集与影音图文记录为主的抢救性记录工作全面启动。
抢救性记录工作一方面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非遗实践、传承教学等全方位记录，另一方面对已有各类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收集，为每位传承人建立专题资源库。记录工作的成果还将制作成综述片，进行公共传播。
自今年6月9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起，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抢救性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系列活动，公布了首批抢救性记录工作中被评为优秀的25项记录成果，果洛折求——藏族碉楼营造技艺、冯庆钜——杨柳青木版年画、潘萨银花——侗族大歌、刘则亭——古渔雁民间故事、潘老平——水书习俗等榜上有名。
2、和时间赛跑：以传承人为核心的抢救性记录
“面对逝去的年华和时间，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抢救保护好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张庆善说。
“抢救性记录工作立项时，秦德祥老人已被查出患有癌症，项目启动9个月后老人就离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最终赶在老人去世前完成了全部采录工作。”常州吟诵代表性传承人秦德祥抢救性记录项目的导演潘振在拍摄手记里这样写道。
据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负责人、抢救性记录验收工作组组长田苗介绍，从2015年开始，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作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学术咨询和验收机构，先后编写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操作指南》，举办了项目执行团队培训班，为项目团队提供了操作参考和执行标准。
2017年9月，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23位非遗专家、６位纪录片专家和５位文献专家组成验收专家委员会，开始分三批对2015年首批开展的238个抢救性记录的成果进行验收。截至2018年5月，验收合格项目202个，优秀项目25个。
非遗抢救性记录工作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学术专家团队在从拍摄到验收的各个环节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被评为优秀成果的辽宁省汪秀霞——医巫闾山满族剪纸项目，其学术专员是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王光。据介绍，在拍摄过程中王光将自己女儿的工作室腾出来供拍摄团队无偿使用。“有这样优秀且全心投入的学者作为项目学术专员，项目成果的学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田苗对记者说。
“本次非遗的抢救性记录工作有两方面成果，一是知识体系的创新，关于如何用影音语言拍摄和记录非遗，该项目提出了可操作的方案和标准；二是探索出了一套由国家、专家团队、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非遗文献建设实践模式。”抢救性记录工作验收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鲍江说。
3、从传家到传世：多方合力的非遗保护实践
“薪尽火传，非遗传承人是薪，将他们身上的技艺传给下一代，其实是在找寻更多的薪。”纪录中国理事会副秘书长肖龙说。过去不少民间技艺都严格恪守“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宁可失传，不可轻传”等“祖训”，把传家作为唯一的传承方式。“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愿意潜心从师学艺和有艺术悟性的子弟越来越难得，于是打破传家模式的围墙，扩大社会影响，成为老一辈传承人的选择。”新近成为第五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杨佳年感慨道。
“我带的徒弟，出名的五六个，不出名的数不过来了，我每年都参加非遗进校园。”80岁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昌黎地秧歌传承人秦梦雨自豪地对记者说。不少参与本次抢救性记录工程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积极配合抢救性记录拍摄，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我国著名非遗保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认为，在成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自觉认定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主动承担起了这一文化事项“守护神”的责任。
“不仅要记录下来，还要用起来。”张庆善认为，抢救性记录工作既要立档、保存，也要为后续研究积累资料，并为弘扬和振兴非遗提供助力。
从项目成果来看，不仅有口述片和全面呈现非遗项目的实践片，还有适于参考学习的教学片和面向大众传播的综述片。“有些传承人的教学能力非常强且富有感染力，一集45分钟的教学片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影像教科书’。”田苗说。
本次验收，贵州和河南被评为优秀的项目数最多，各有3项。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陆永昌向记者介绍，贵州省在对非遗抢救性记录成果的开发及推广方面已经开始了尝试。“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的统筹部署下，我们准备与贵州省电视台商讨本次抢救性记录部分成果的推广事宜，还计划举办纪录片推介研讨会，邀请高校教师、媒体平台，来更好地推介非遗项目，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和热爱我们的非遗项目。”陆永昌说。
“年华易老，技艺永存。希望我们的抢救性记录工作，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感，共同把非遗保护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和扎实，不辜负时代使命，不愧对祖先和子孙万代。”张庆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