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意见》的基本立意之一就是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分析，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能够为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基础，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则可以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从而打通资源与产业之间的通道，形成良性互动。
经过多年积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特别是以“文化+”融合发展、文化消费升级为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影响面更广、影响力更大，具备了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提供助力的实力。基于此，本报撷取“文化+”融合发展的三个领域作为切入点，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究。
非遗+资本：有潜力 有难度
杨华珍
来自四川阿坝的杨华珍很清楚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是什么。杨华珍传承的项目是藏族挑花刺绣，今年8月，她来北京办展、参加论坛，谈及上述问题时她反复对记者强调：“我的本职工作、责任和义务是去挖掘、收集、整理、传承，是当好师傅，这个才是我最该做的。我不太懂经营，到了我这个岁数（60岁）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学了。”她说，身处非遗保护传承第一线，几年实践下来自己还是有些想法，“这几年开始有国际大牌主动找我们，用授权的方式把我的作品设计成商品外包装，给了我做自己品牌的启发。”
杨华珍的想法是一个想象空间巨大的领域：非遗项目的合理利用。与几年前业界还在反复纠结于非遗项目能不能走上这条路不同的是，近几年来系统性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加上现代文化产业的日渐壮大、成熟，给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合理利用的界限在哪里的机会。与此同时，资本也在持续关注这一新领域，随时准备在经营难题上帮助像杨华珍一样的从业者。
“创造需求才是最好的保护”
中国具有数量巨大的各级非遗项目与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与国人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优秀传统文化巨大的资源宝库。在现代文化产业不断寻求新的支撑发展的资源背景下，这座资源宝库越发引人瞩目。
“中国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86名，这是一座潜在的资源宝库。但从投资角度来看，这个领域目前还很小且有待合理利用。”虽然坦言自己手下十几名文化产业领域投资人中没有专门关注非遗的，但达晨创投董事总经理何士祥还是对非遗领域的投资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越剧的故乡诞生了一家演艺业上市公司宋城演艺，这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利用是有前途的，但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说起茶业企业，英国品牌立顿是头号，但实际上中国才是茶和茶文化的发源地。”
之所以还没有吸引到资本的广泛关注，与非遗的相对小众有一定关系，但非遗在诞生之初几乎都与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变化的其实是时代，这就需要创新性转化。“非遗在现代生活中很重要，因为即便它在现代物质生活中不实用了，但它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未来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会越来越重要，但需要对它进行新的设计，使其与当代人的需求形成关联，这也是现代文化产业与非遗在资源价值上的契合点。”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
实践中，已经有人在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从事国家级非遗项目耀州窑合理利用的蔡云川认为，非遗应不应当进行合理利用甚至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有些非遗项目需要保护，有些则需要进行合理利用，比如说耀州窑是需要合理利用的，因为它需要通过合理利用来进行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但不论是保护还是合理利用，在现代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都要进行创新。”
“创造需求才是最好的保护。”致力于合理利用非遗交易板块的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张大为认为，“不论是保护还是合理利用，都需要规避非遗项目在现代生活中的局限性，同时通过产品设计体现出它的文化价值，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这是一个基本要求。要把作品变成产品。”
标准化、权属界定不清等是难点
从某种角度来说，非遗合理利用没有多少经验可借鉴，只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不断进行试错并不断总结。但资本作为现代经济的“通用语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
何士祥根据投资基金的“偏好”，给非遗项目合理利用提供了一些通用建议，他建议，不论是做什么项目首先不要偏离核心业务，不能什么都想做。同时，必须确立一个独特的竞争优势，不论这个优势是来自供应链、设计还是与高科技融合等。此外，很多非遗项目合理利用不太懂得营销，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品牌，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北京市文化产权交易所近期在进行非遗交易板块的系统测试，张大为表示，建立这一板块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搭建公开金融市场的基础平台，为非遗项目传承保护导入基础性金融工具，并通过交易规则的设计发现非遗项目的市场价值。张大为建议，非遗项目合理利用必须重视标准化和权属问题，标准化方面的指标应当包括实物产品的制作工艺、品质、规则、时间成本等；在权属方面，则可以考虑建立登记保护中心，形成明确的权属关系，这样有利于在更广泛的市场做更广泛的交易。
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巍同样关注非遗项目的权属问题。他认为，在权属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资本很难大规模进入相关领域进行合理利用，甚至还可能引起一定的法律风险。相反，如果相关权属问题能够界定清楚，那么仅仅是非遗项目相关文化符号的授权市场就会非常巨大，而且还可以进入大众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即便是在相关规则健全的情况下，对非遗项目的合理利用也应当谨慎有度，这也是很多非遗保护专业人员的主要关注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任刃认为，有必要建立有关非遗项目的准入机制，比如到底达到什么工艺水平才够得上国家级非遗项目水平，也就是抬高门槛，只有这样才能把粗制滥造的所谓非遗衍生品赶出市场。
事实上，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项目合理利用环境的营造显然不能全部交给市场，比如上述提到的标准化、权属不清等问题，有赖于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系统性成果。这一点也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很多业内人士反复强调的，因为丰富的非遗资源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合理利用的潜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