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七雄并立 ，由于七国间长期的攻伐兼灭战争，使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七国百姓也饱受战乱之苦。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已经发展到需要一个国家来承担统一六国的责任。
于是在历史这个大擂台上，七国选手悉数登场PK，展开角逐。在经过历史裁判的层层筛选后，实力最强大的秦国脱颖而出，击败六国，摘得桂冠。而秦国的胜出，实在是出人意料，谁也没想到起初最弱小，向来被关东六国鄙视为蛮夷之国的秦国能一统天下。
而在这出人意料的背后，是秦国百年的强国之路。在这条路上，秦国走的艰苦而坚定，最终将一个偏处西方的边陲小国发展成能一扫六国的巍巍大国。而秦国的强大，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它能一统天下，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
地利：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
秦国偏处西方，长期与游牧民族杂居，远离中原文明区。这样的地理位置看似恶劣，实则不然。
从秦国西边来看，虽然秦国陷在游牧民族的包围圈中，但这些游牧民族都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不具备与已经形成国家的秦国相抗衡的实力。后来再经过春秋时期的秦穆公称霸西戎，进一步削弱了这些游牧民族的力量。所以秦穆公之后，这些游牧民族已经对秦国构成不了大的威胁，这使秦国有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以后东进扩张便无后顾之忧。另外，由于秦国是在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中生存繁衍的，时刻要提防被游牧民族侵犯，所以秦国人的危机意识极强。秦国人从小就接触骑射等战斗方法，这培养出秦国人剽悍勇猛，尚武的精神，也锻造出一支号称“虎狼之师”的铁血军队。
从秦国东边来看，秦国只与关东六国的晋国接壤，强大的晋国曾是阻挡秦国东进的唯一障碍。后来晋国王室不振，大臣作乱，晋国被分裂为赵、韩、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彼此不和，互相攻击，秦国可以巧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制造摩擦，使他们彼此消耗。所以三家分晋后，秦国东进的阻力也大大减小。
从秦国自身来看，秦国位于关中地区，关中是个四塞之地，周围四边的山川险阻构成天然防线，是一座天然的堡垒，很适合弱小的势力在此发展。秦国占据关中地区，对关东六国，具备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态势，天下形势对秦国有利时，可东出函谷关，争夺利益；形势不利时，可退关固守，适时而动。另外，秦昭襄王时的大将军司马错平定蜀国后，为秦国夺得了更多的肥沃土地，关中和巴蜀这两个富饶的农业区，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人和：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
我们先来看一份人名单：百里奚（楚国人）、商鞅（卫国人）、张仪（魏国人）、范睢（魏国人）、吕不韦（卫国人）、李斯（楚国人）。这些大佬，都是秦国宰相级别的高官，都对秦国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他们都不是秦国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按理来讲宰相级别的高官一般都得让本国人担任，其他关东六国皆是如此，但为什么秦国的宰相都是外国人呢？
原因在于秦国文化落后，培养不出优秀的本土人才。而人才是兴国之本，秦王为了富国图强，自然也不能离开优秀人才的帮助，但秦国的本土人却不能满足这一条件。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秦国国君只能外聘，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所以秦国历代国君，多次向关东六国广发求贤令，招贤纳士，这吸引来了很多关东六国有才华和有抱负的优秀人才。他们来到秦国后，秦王不仅给予他们高官厚禄，更给予了他们充足的信任和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放开手脚帮助自己治理国家。
秦国求贤若渴的迫切之心和开放包容的胸怀，使得秦国人才济济，而人才之盛也铸成了秦国之强。
天时：变法图强的成功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出现统一的曙光，各国为了不被吞并亡国，纷纷进行变法。著名的有楚国吴起变法、魏国李俚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等。在这些变法中，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它使一直居于二流地位的秦国一举成为七国之首，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而商鞅变法的伟大，在于它的彻底性、全面性和持久性。
商鞅变法虽说是一次改革，但它的改革程度无异于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它彻底颠覆了秦国的社会结构，以军功爵制取代了世袭爵位制，从制度上为平民打开了通往爵位的大门，使得秦国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兼并战争中占据了优势。
变法的全面性体现在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在政治上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便于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在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在法律上实行连坐制度，轻罪重罚；在社会上统一文字和统一度量衡；在风俗上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全面改革，使得秦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变法的持久性在即使商鞅被处死后，他的改革措施依然在后世实行，后世秦国国君依然能够坚持变法内容。而反观其他六国，变法基本只能维系一世，支持变法的国君一死，变法就被迫终止，所以六国也只能强盛一时。
经过商鞅变法洗礼后的秦国，国力空前强大，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实力。
回首秦国的百年自强之路，着实不易，在这段征途中，凝结了一代代秦国君臣的心血，他们抓住机遇，将本是西方小柄的秦国转变为傲立西方的大秦帝国，完成了历史交付给秦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