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大展 广州这几件文物凭啥站C位？

5月13日，“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以下简称“亚洲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来自广东3家博物馆的9件（套）珍贵文物亮相本次展览。迎来90年建馆大庆的广州博物馆馆藏品一次展出5件，数量最多。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各有两件文物参展。

此次大展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文化活动，是亚洲文明联展的一个重要展览。该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旨在突出亚洲历史悠久、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追溯亚洲各文明的发展历程，展现各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互鉴的轨迹，继承和弘扬亚洲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亚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亚洲文明展”的参展文物依国别和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展区。受邀参加开幕式的广州博物馆书记刘旸说，在中国展区，广博送去的几件文物陈列在最前面，一进展区就看到，非常醒目。这充分说明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广州的独特地位。

外来的符号

广州博物馆此次送展的5件文物分别是：陶托灯俑（西汉后期，大元岗出土）、玛瑙水晶珠饰（东汉，龙生岗出土）、西村窑青釉彩绘花卉纹瓷盘（北宋、菲律宾蒲端出水）、定窑系白釉花口瓷壶（宋代，传世品）、《重修天庆观记》碑（北宋）拓片。

5件藏品各有各精彩，真实反映了从汉代到宋代不同历史时期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与亚洲航海国家或内陆地区的人员交往、物种交流与文化融合，兼具时代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托灯俑有明显的古西亚人种特征，深目高鼻，须冉浓密，极有可能是由印度洋海路抵达广州的外国商人随行侍从，到广州后留在本地的。学者指出，俑是古代人“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的体现。战国时期， 出现了将人俑和灯盘结合在一起的灯具，多以人俑跪坐下地，手擎灯盘为造型。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俑座灯的基础枢纽港，岭南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俑座灯，也称托灯俑。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造型是典型的汉人形象，一类是胡人形象。胡人托灯俑目前仅在广东、广西和贵州的汉墓中出现，绝大多数又出自广州地区的汉墓中，西汉武帝以后开始出现。早期，俑体消瘦；东汉晚期，俑多体态肥胖。神态也从早期的面目模糊、较为严肃，演变为吐舌、仰视、微微张嘴等轻松惬意的神情。从姿态上来看，可以分为单手托灯、头手并用、头顶灯盘三种基本类型。

关于托灯俑的人种，广州博物馆专家认为有明显的古西亚人种特征，其原型极有可能是经海路抵达广州的西亚人种。当然，单凭这些艺术化的人物造型，不能完全反映汉代这一人群的真实样貌，所以他们的来源可能还将长期成谜。但无疑，这些托灯俑反映了西汉中期至东汉后期岭南地区与海外的人口流动情况，特别是经由海路贸易的流动情况。

珠饰由玛瑙、水晶、金珠、琉璃组成，为佩带之用，应该是从海路输入广州。汉代，来自异域的各种“奇石”和玻璃器是较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中国的大宗舶来品。广州汉墓出土了大量由玛瑙、琉璃、水晶、琥珀、石髓等组成的珠饰，许多样式风格和制造技术来自海外，是岭南与东南亚、今印度地区、西亚进行海外交往的产物。

西村窑和瓷军持:

出口的繁荣

广州博物馆专家指出，广州作为中国走向海洋的起点之一，由这里出发的南海航线，从秦汉到明清，由近及远，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延伸到大西洋两侧，两千多年来迎接了不计其数的“蕃舶”和“洋舶”。亚洲不同地区的贡使、商人和僧侣们，在广州登岸留下痕迹，并通过广州走向中国内陆。广州作为中国最早走向世界，感知世界风云的城市，其历史发展反映了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亚洲本身的历史变迁，渗透着整个世界历史的基本进程。

北宋西村窑位于广州西村皇帝岗。由于未有南宋陶瓷器型出土，故认定此窑属北宋时期。此窑产品属青白瓷和影青瓷类，种类丰富、款型繁多，凤首壶及刻花折沿大盆可为代表，产品在我国大陆流传较少，而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发现较多，此次参展的瓷盘即为菲律宾打捞出水。一般认为，此窑为北宋时期广州外销瓷生产基地，见证了当时广州与南海诸国贸易交往之频繁。

作为唐宋时期广州外销瓷之一的广州西村窑，不见于地方史志，遗址本身也没有文字纪年的材料发现。最早在1952年于广州城西今西村自来水厂一带发现其窑址遗存。遗址南北长1公里多。废瓷堆积点主要有3处，其中以西场北面的皇帝岗最为集中。之后在海内外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西村窑瓷器。瓷器是宋代对外贸易的最重要产品之一。考古学者易西兵指出，北宋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应陶瓷器外销之需要出现了大量的瓷窑。广州西村窑出现并兴盛于北宋，持续约150年。西村窑专供外销而生产陶瓷器，它选取众多名窑，如越窑青瓷、耀州窑青釉刻花、印花瓷、景德镇窑青白瓷、磁州窑彩绘瓷等加以仿烧，再远销东南亚、中亚、西亚及东非等地。

而定窑系白釉花口瓷壶，依造型可判断为军持，应是宋代阿拉伯商人在华定制的外销瓷。

《重修天庆观记》碑

（北宋）拓片：友谊的见证

《重修天庆观记》碑的碑文记述了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大首领地华迦罗捐资参与重修广州道教天庆观的事迹，反映了宋代三佛齐国和宋朝的友好往来。该碑原件位于广州博物馆碑廊，是现存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珍贵宋代碑刻。

根据著名学者戴裔煊的考证我们可知，这块碑最早发现于广州海珠北路祝寿巷的小学校里。这个地方是宋代天庆观原址。自立碑到发现时，已经有差不多880年。天庆观在元代改称元妙观，中间经过多次焚毁和修复，但碑仍保留到现在，完整无缺，只有几个字不能辨识。但根据清宣统年间《南海县志·金石略》所载碑记原文，可以重新补足。这样的碑极为难得。

碑文大意说宋真宗崇奉道教。大中祥符二年（1099年），敕天下州郡建立天庆观，广州当时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道观。1052年侬智高进攻广州，天庆观被焚毁。广州向来是中国对东南亚南海诸国交通贸易的重要口岸，海舶云集，商旅往来不绝。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三佛齐商人来广州贸易见该观已成废墟，残垣断瓦，惋惜不已。据说他们乘船来广州途中遇大风浪，忽见云中出现神人，风浪遂平。他们发现天庆观废墟中的佛像酷似海上见到的神人，遂决心复建天庆观。治平四年（1067年）起，三佛齐商人首领地华迦罗3次派人来广州，出资并主持复建天庆观，前后历时12年才完成。道观重建的20余年后，北宋大文豪苏轼路过广州，于天庆观暂住，因见观中道士吃水不方便，便在居住的众妙堂边掘井以饮，后人称为“苏井”。明代时“琪林苏井”为“羊城八景”之一。

宋代时，三佛齐自产的外销产品不多，只有玳瑁及沉香、速香、丁香、豆蔻等香料。但是阿拉伯地区所产的珍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没药、象牙、珊瑚、琥珀、布、刀剑等货品，许多都集中在此，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地。

戴裔煊指出，广州《重修天庆观记》碑不是一种寻常的石刻，本身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研究公元十一世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关系，一般东南亚史家只根据《宋史》的《外国传》。《宋史》的《外国传》不仅对史实记载很多漏略，而且还有很大的错误。”碑记恰能补其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