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画修复师：耗一辈子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

工作中的李云鹤。

李晓洋在修复壁画。

李波在修复壁画。

一副棕框眼镜架在李云鹤的国字脸上。

若隐若现的白线把镜片分成两块，挑起眼睛走路时，就用上面的平光镜；垂下眼睛工作，就用下面的老花镜。

他是莫高窟的壁画修复师，“行医”63年，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如今86岁，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脚利落，帽子底下头发花白。

春末的洞窟，空气阴冷。李云鹤攥着金属栏杆爬上脚手架，然后蹲下身，视线穿过老花镜，抵达壁画上“生病”的众神。

这样的场景李晓洋见过无数次。从有记忆起，爷爷李云鹤便每天“扎”在洞窟里。

1956年，李云鹤来到莫高窟，成为第一位壁画修复师；1990年，叔叔李波开始跟随爷爷修复壁画；2011年，李晓洋也拿起了接力棒，从此三代人一起为壁画上的神佛“治病”。

为莫高窟续命，是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在千年壁画面前，几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如今，李晓洋能独当一面了，叔叔李波早是一位成熟的修复师，而耄耋之年的爷爷李云鹤依然每天爬脚手架、拿修复刀。

经过三代“面壁者”的修复，飞天的华裳重新飘逸，神佛的眉眼渐渐清晰，饕餮、僧侣、殿堂和尘世风物，也都离原有的模样更近了一步。

面壁者

2019年，四川成都，宝光寺。

念佛堂北壁，一幅长4.21米、宽2.97米的《释迦涅槃图》“生病”了。受地质灾害影响，颜料层和地仗层（位于墙体和颜料层中间的泥层）发生了脱离，裂缝蜿蜒着爬上壁画，再不进行保护，将会造成继续空鼓断裂甚至垮塌。

在柳絮开始四处飘落的季节，1989年出生的修复师李晓洋来到这里主持修复工作。

工具箱里装着的，是来自莫高窟的经验和技术，每年，莫高窟修复师们都会应邀到国内其他地区帮助修复壁画。

同一时间，叔叔李波即将开始修复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画，爷爷李云鹤在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长达四年的雕塑和壁画修复项目正处于收尾阶段。

1956年春天，在山东读高中的李云鹤准备前往新疆“支援建设”，中途在莫高窟短暂停留。在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劝说下，李云鹤留在了莫高窟。

三个月的试用期过后，常书鸿说：“小李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不但你不会，咱们国家也没有会的。现在只有自己想办法。”

小李被分配的工作，是修复莫高窟的壁画。

如今“小李”变成“老李”，儿孙渐次入行。“李波自己回来的，孙子是我‘哄’回来的。”

“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父母在饭桌上聊的都是莫高窟。”李波说，“顺理成章地就回到这里工作。”

李晓洋的高中和大学在澳洲就读，20岁出头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想象是澳洲充满新鲜感的人和事，或是国内一线城市窗明几净的办公区。

不过，爷爷李云鹤说：“要不然这样，你跟上我一年到两年，实在不行你再改行，完全可以。”

就这样，李晓洋决定留下试试。

4月，李晓洋和同事们站在脚手架上，拿着注浆管，插入到壁画和墙体中间的缝隙中，把配制好的胶结材料吸入注射器，然后通过注浆管灌入壁画的空鼓部位，再用壁板支顶，将壁画贴回墙体。

在时间的侵蚀下，壁画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碱等等，它们让精致的图案变得模糊、破损，有时像鳞片一样翘起，有时结满白霜，有时甚至变得疏松、脱落。

修复师们的工作，就是拿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尘、填垫、脱盐、粘结、按压、支顶……帮助壁画对抗时间。

在宝光寺，李晓洋发现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序，有一小部分的壁画无论如何无法回贴，迫于无奈，他把颜料层揭取了下来，然后发起了和爷爷的视频通话，请爷爷“支支招”。

在爷爷的远程指导下，李晓洋重新做了一个载体层，把空鼓壁画贴了回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远程求助爷爷了，在着手修复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和爷爷有过两三次视频通话，请爷爷出谋划策。等到全部空鼓壁画回贴到地仗层后，李晓洋将会和同事一起对这个12平米左右的壁画进行“整体揭取”——这也来自爷爷的建议。

成都地区空气湿度大，墙体的水分会对壁画表面造成破坏，“整体揭取”，是将前面的壁画固定住，然后打开墙体，在壁画背面安装金属架，将壁画挂在重新垒砌的墙体上，中间留有八到十厘米的距离，既能降低水分对壁画的伤害，又能减少地震时带来的损伤。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云鹤应邀到塔尔寺修复壁画，按照以往的修复方式，一百多平米的壁画将会被切割成小块揭下来，李云鹤初次创新，使用了“整体揭取”的办法。工程结束时，寺庙的活佛问李云鹤：“李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修？”李云鹤乐了，把对壁画的损伤降到最低，是他最希望达到的目的。

“祖师爷”

2012年，河北曲阳，北岳庙。

这是李晓洋第一次上手修复壁画，在爷爷的带领和指导下，拿起了修复刀。

北岳庙的东西两壁上，绘着巨幅的“云行雨施”和“万国显宁”图，旗幡和衣袂线条柔和，苍龙若浮若动，70余个人物形态各异。不过，多种病害共存于这些壁画上，李晓洋和同事们花费了两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修复。

此前的时间里，李晓洋都在给爷爷“打下手”，和泥、递工具、学习。李云鹤敬惜文物，轻易不会让新人上手，经过一年多的“学徒期”和“考察期”，李晓洋才第一次接触壁画。爷爷李云鹤挺满意：“别说，他真正干起来，做的工作还真能符合你的要求。”

50年前，李云鹤第一次以修复师的身份进洞窟，是开凿于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壁画起甲严重，门打开，风一吹，壁画“像雪花一样洋洋洒洒落下来”。许多年后，李云鹤在不同场合回忆起这个场景，还是会连说“看了就心痛”。

在当时，只能一点点把脱落的壁画收集起来，然后人工贴回去。不到60平米的壁画，李云鹤们一小片一小片地修，700多天后才全部完成。

后来，人们无数次提起161窟，它是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自主修复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国内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那时的莫高窟几乎没有任何文物保护的设备和工具，面对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画，用什么修，怎么修，都靠李云鹤自己摸索。

没有仪器做实验，就跑去厨房，用炉子烤，用锅煮，通过高温来观察材料性能；屋里屋外、白天晚上地做对比，来寻找最理想的材料。

当时敦煌研究院请来捷克的专家帮助修复，关于修复材料和工艺，对方始终保密，李云鹤就在旁边“偷师”修复过程，专家走后，李云鹤自己摸索着用毛笔、滴管、注射器等各种方式修复，最终选定了注射器作为胶结材料注渗的工具。

胶结材料注射完，需要将壁画回贴到地仗层，李云鹤尝试铺上一层纱布然后按压，“布纹会压到壁画上，修过的壁画像罩了一层网子。”后来换成塑料布，发现容易把壁画粘下来；最终想到装裱画用的纺绸，既能吸水，还有细腻的质地。“就这样慢慢自己总结了一套修壁画的工艺流程。”

李波说，那几十年是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时期”，“在当时，受到人力、物力、财力、认识等等方方面面的局限，大家处于一个被动状态，如果不去抢救，可能是完全的损毁。”

有媒体报道，1943年，画家张大千临摹完壁画，准备离开敦煌，临走时对常书鸿说：“我回去了。你待在这里，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无期的徒刑。”

后来，常书鸿在这里待了一生，他的墓建在九层楼对面。李云鹤也留了下来，在窟区马厩改成的员工宿舍住了将近30年。那排南北延伸的土房子，里面搭着土炕、土桌和土凳，睡觉时会有灰尘扑簌簌落在脸上，第二天一早鼻孔里都是黑的。

夏日酷暑，强烈的太阳辐射足以灼伤皮肤；冬季酷寒，人们裹着带膻味儿的羊皮袄子过冬。人们最常吃的饭是白水煮面条，前面放着一碗盐巴一碗醋，拿戈壁滩上的红柳枝当筷子，一顿饭就在腾腾的水汽中吃完了。

修自来水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了，那之前，李云鹤们吃的是苦口泉的水，盐分高，味道苦涩，“刚来的时候都要闹一个月肚子”。

直到1985年才搬到一两公里外的公寓中。九十年代，院里想要给他在省会兰州分房，离开一线从事研究工作，李云鹤没同意，“我修了一辈子壁画，弄我到兰州干吗去？不如待在敦煌守着这些东西。”

1998年，李云鹤被敦煌研究院返聘，继续“扎”在洞窟里修壁画。

到如今，这位常书鸿口中的“小李”已经86岁。他做了63年修复师，4000余平米壁画经历过他的“医治”，晚辈们叫他“爷爷”，也说他是“壁画修复领域的祖师爷”。

“医德”

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25公里，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黄色。李晓洋的童年时光，有很长在莫高窟度过。住处距离九层楼不到50米，每天黄昏，李晓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爷爷吃饭。

130窟前面曾经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总能从里面抓到小青蛙，时间长了，大家给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门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们的天然滑梯，李晓洋经常在口袋里装上满当当的沙子，然后拎着一个小纸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纸板一铺，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圣诞、元旦等节日，敦煌研究院会把小孩子们全都召集起来，在食堂大厅，李晓洋们一边吃水果和零食，一边听老师讲壁画故事，九色鹿和舍身饲虎是每个“窟二代”的童年符号。

那时候，李晓洋觉得壁画修复工作很酷，聚精会神地坐在壁画前，拿着工具，像医生给患者治病。因为要援助兄弟单位，爷爷和叔叔经常四处出差，指导修复国内其他地区的受损壁画，在李晓洋眼里，“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出差’这个词可以安在我身上，觉得特别洋气。”

不过，十几年过去了，李晓洋也成了一位修复师，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刚刚入行时，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做这些有什么意义。”

让李晓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庄毗卢寺的壁画，因为酥碱病害严重，仅仅一块40厘米高60厘米长的壁画就花费了他三天的时间，干燥、脱盐处理、二次加固……许多道工序。

一位当地的老人经常来看他们修壁画，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开口：“小伙子，我前两天来你就坐在这儿，怎么今天还在这儿？”

“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步骤，有时要几百上千次，一天下来胳膊都酸了。”李晓洋说，“当时觉得真枯燥。”

类似的感受在年轻人中并不罕见。80后壁画修复师付磊原本在部队里当兵，退伍后来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队时的跑操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上午，在部队时的训练时间，他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下午，在部队时的体能时间，他还要坐在洞窟里修壁画……付磊觉得“闹心”，起初那段日子，时不时要出去走走。

来自河南的乔兆广也有类似的经历，刚入行时，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儿准备吃饭，几个年轻人在洞窟门口等啊等，也不见师父们出来，又不好意思进去叫，只能在门口瞎溜达，眼看着已经过饭点半小时，实在熬不住了，跑进洞窟里叫师傅，“还以为他们没看表，其实根本就把时间给忘了。”

“我师傅是李云鹤老师的徒弟。”乔兆广说。如今这些80后成了修复师队伍的中坚力量，也开始带徒弟了。很多人会感叹，连86岁的“祖师爷”李云鹤都还在一线工作，“我们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呢？”

出差援助其他单位修复壁画时，住宿条件经常很艰苦，但李云鹤睡简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帐篷可以，睡“一刮风一身土”的洞子里也不说什么。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无人，戈壁滩广阔无边，李云鹤和其他修复师们就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中，“两片铝片夹着一片保温板。上班时间干工作，下班时间聊天，聊的还是工作那点事。”

李波记得，1994年，他跟随父亲李云鹤去青海塔尔寺修复壁画，夜里住在喇嘛的房间，忙了一天，关灯后他很快睡着了。没多久突然被父亲叫醒，要探讨怎么修复才能让壁画状态最好。“藏传佛教的壁画都会在表层刷上防护膜，所以颜料起甲特别难修。”李波说，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亲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讨论工作问题，“那次之后就成常态了，经常夜里突然被叫醒，交代一些事情，或者要听听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亲一起做塑像修复工作，夜里三点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你考虑到了没有？”李云鹤一边说着还一边拿起手机，翻出照片，继续看雕塑嘴角的阴影和线条。

作为李云鹤带出的徒弟，李晓洋和叔叔李波都听过无数次关于“医生”的比喻。李云鹤经常说，医生给病人输液，扎疼了还会被抱怨，但修复师给壁画治病，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有医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复凤凰寺的壁画时，一个学生不小心把壁画粘到了手上，“这很正常，掉下来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给贴回去，结果这个娃娃随随便便把这块壁画从手上给弹走了。”李云鹤回忆，“我把他给撵回去了。”

和风赛跑

2012年的夏天，李晓洋工作的第二年。一个傍晚，他和爷爷结束工作从现场走出来，有亲人打来电话问候，李云鹤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点钟的阳光依然刺眼，光线漫在李云鹤脸上，闪着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晓洋印象中，爷爷身体一直非常好，从没老过。他有点出神：“虽然他嘴上不说对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觉到他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他希望我能继续做。忽然觉得到我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了。”

让李晓洋最终留在这个行业中的“决定性瞬间”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开展修复工作。

平日里，壁画被脚手架隔成小块，修复师坐在壁画前十几厘米的位置，看到的是颜料、晶体、墙壁和泥土，加上壁画起甲严重，光线照过来，影子乱糟糟，根本看不清原壁画的模样。

项目完工的那天，所有脚手架被拆走，李晓洋站在自己修复好的壁画面前，突然被感动了：360窟北壁，药师经变图，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萨像在自己修复后重新显现出来，巴掌大小的脸上，“眉眼、鼻翼、嘴角，太细致了，线条特别好。”李晓洋回忆，“当时就觉得，如果不是我们修复，好多人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从那一刻开始找到了成就感。”

平日里，李云鹤经常嘱咐年轻修复师们：“从事修复行业，不要做了几年，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够吃老本了，必须不断总结日常的经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

李波说，从八十年代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进入科学保护时期，壁画修复前要进行地质调查、环境监测，用新技术、新材料保护洞窟。

李云鹤在莫高窟工作了60余年，李波的修复刀也捏了将近30年。老一辈的修复师们见证了许多历史节点。1997年起，敦煌研究院参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工作，那是第一个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规则和标准。

接力棒传到年轻人手中，如今是李晓洋从事壁画修复的第九年。他所经历的，是莫高窟“预防性保护时期”，保护者们“通过对文物保存环境、条件的合理科学的干预调节，来达到文物少害病、延年益寿的作用。”

李晓洋渐渐发现，这是个没有尽头的行业。“唐朝的壁画和五代的壁画有区别，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样，像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显的不同，成都的湿度特别大，自然环境特别不利于泥质文物的保存。”没有什么秘诀，只能不停地思考对策，解决问题。

正在莫高窟465窟工作的叔叔李波也遇到新的问题。古代工匠把矿物原料磨成粉，掺入胶结材料，然后绘制到墙壁上。李波发现，和莫高窟的其他洞窟相比，465窟壁画上的胶含量明显偏高，这导致颜料层的起甲病害特别严重，并且起甲部分硬度、脆度很高。

李波和同事们在无数次实验后，最终决定增加胶结材料的温度，“使原有材料在新材料温度的影响下，达到一定的渗透和软化，这个时候回贴失真最小。”

许多新的技术开始应用在壁画修复上。例如在修复中胶结材料的浓度，过去，修复师凭借经验和感觉来决定，如今则通过研究设备对壁画成分、病害类型和程度、产生机理等进行分析，然后给出精准的数据，从而决定胶结材料的浓度和比例。

“壁画保护是一门学不完的学问。”直到现在，八十多岁的李云鹤都还在学习新的高分子修复材料的使用。

如今，开设壁画修复相关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每到节假日，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莫高窟研学或是从事志愿者工作，不过，修复师们说，或许因为工作环境偏远、干燥，或许因为工作性质辛苦、枯燥，他们中留下来修壁画的凤毛麟角。

“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不止一次说起类似的话。

时间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与毁灭抗争”的紧迫感，渐渐传递给莫高窟的保护者们。

去年，有媒体想要拍“守护者”的故事，找到了李氏祖孙。短片中，李晓洋扶着爷爷爬上长长的石阶，站在洞窟门口。

镜头摇过沙漠、戈壁，以及攀满断崖的蜂巢般的洞窟，李晓洋说：“爷爷一辈子都在和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偏偏要逆天而为。哪怕和风耗尽一辈子，也要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